我生長在台灣,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與研究所,並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社會學博士。我對「性」的研究開始於一九八○年代的台灣。因為當時報章雜誌報導,台灣正在悄悄地展開了一個西方學者所謂的「寧靜的性革命」(a quiet sexual revolution)。這引起了許多人感嘆台灣人的性關係似乎正走向西方人的性開放,或以此來憂心道德的淪喪。而我的想法是,對於這種說法,我們應該趕快做些嚴謹的學術研究,讓事實真相來告訴我們該有多感嘆憂心和能怎麼辦。
為了要瞭解橫跨這三個華人社會裡,有關「性」的共同特色到底是不是一種在中華文化下特有的「華人的性」(Chinese sexuality),我們得把它和非中華文化裡的「性」來做比較才行。所以,從一九九○年代起,我的比較研究又再擴展到西方社會文化裡的「性」,並且發展出「性的深藏意義」(embedded meanings of sex)這個新概念,來對中西文化脈絡裡的「性」的意涵,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。
可想而知,在一九五○年代的美國,金賽博士的性調查會是多麼的令人震驚。金賽的研究對美國人有極其深遠的貢獻。其中一個特別的貢獻是:許多所謂「正常的」、「一般的」美國人,其實都經驗過一些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,被認為「不正常」的性行為(abnormal sexual practices)。這個研究結果的發表,讓多少暗地裡懷疑自己「有問題」的美國人鬆了一口氣。發現「原來,不只是我一個人有這樣的問題!」更值得安慰的是,「從此,我不必再為這樣的經驗而感到羞恥或罪過!」
當東方與西方相遇 一九八三年八月,我剛到位於美國密西根州安娜堡城(Ann Arbor)的密西根大學(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)時,立刻感受到了強大的文化衝擊(cultural shock)。對許多美國同學能在課堂上侃侃而談,既驚訝又羨慕。當時我有個願望,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課堂上用英文發言。一年之後,我真的能在課堂上開口了。那時若單純談論社會學的客觀知識就比較容易,但如果要以個人主觀的見解為出發點,我則不知從何說起。